张瑞敏有一支思考的笔。曾有来访学者随手从他的书架上取下几本书，翻开，竟然发现书页上写满了读书笔记。
昨天，他读到一篇文章后，提笔写下“玉树深藏知其有意，群山高耸尽是无名”，并写道：“最出彩的是最后一页中的一句，这也是人单合一模式的目的所在。”
1966年，《》发表了穆青与冯健、周原合写的长篇通讯《县委的榜样焦裕禄》，震撼了亿万人民的心灵。焦裕禄临终前只有一个要求：“把我运回兰考，埋在沙堆上，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，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！”
他们去兰考，是为了寻访焦裕禄的足迹。焦裕禄住过的地方，就一排平房，条件十分简陋。同学们没有什么可留下的，就把随身携带的《选集》放在桌上，摆了高高的一摞。他们还去了焦裕禄的墓地，在墓前照了相，以志纪念。
他们是坐火车离开的。兰考是个小站，上车的时候发生了一幕。一位口音的女同学从远处跑来，横跨铁轨时，被边一根铁丝绊倒，手里还有东西摔了出去。她爬起来以后，没有立刻跳上站台，而是蹲在那里拾掇了好一会儿，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。等她上了车，才发现她手里拿着块小手绢，里面包着一点兰考的沙子。摔倒以后，沙子撒没了，她又重新包了点。
学生们非常虔诚，相信的力量。那是一个至上的时代，就像那篇长篇通讯里写的：关键在于思想的改变。当然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那些真正考虑他人的与发展，并且身体力行去推动的人，都会被人铭记。封存于记忆深处的这段底片，有助于我们理解海尔，为什么对人的价值的尊重，始终贯穿了这家公司。
1988年12月，海尔电冰箱获得了中国电冰箱史上第一枚国优金牌。其他电冰箱厂很是羡慕，因为这不但能直接拉动产品销量，还极大地提升了品牌美誉度。在张瑞敏心中，这次获留下的印象也最为深刻，甚至可以说是海尔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折点。此时，距离他来到这家资不抵债的集体小厂，刚刚过去4年。其实，其他同行应该思考的是，为什么海尔每次送检的电冰箱都能高质量，不出任何问题？事情都是人做的，关键是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。
力挽狂澜，领头人势必身先士卒。1985年，张瑞敏和一位同事去外经委申请外汇。为了节约差旅费，他们住在济南军区后勤部招待所，住宿标准每人4元。时值盛夏，他们早上6点起床，向家电公司借了两辆自行车，骑车去办事，既省时间又省费用。有位领导感叹，这样的人办企业，一定能为国家创造效益，外汇就应该给他们。拿到批文以后，两人连夜赶回青岛，没得及买票，只好先买站台票，上车再。由于是旅游旺季，火车严重超员，他们就站在车厢连接处。车厢温度高达40摄氏度，好似蒸笼一般，到青岛时，已是凌晨3点。
这个新来的厂长确实不一样，将所有人视为可造之才，相信只要给人创造条件，人就能适应变化，保持进步，成为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资源。在OEC管理实施后期，海尔就开始推行自主管理，发起成立“自主管理班组”，工人基本实行监督，监督人员和工人的界限不再那么明显。实现生产目标的压力直接落在小组身上，员工就要不断学习新技能，承担管理人员的职责及压力。
海尔，只要公司员工发明或改进的工具，明显提高了劳动生产率，就可以申请以发明者或改进者名字命名工具，并且公开表彰，给予现金励。“云燕镜子”就是操作女工高云燕发明的，她在给冰箱门体钻眼时，在机床后面加了一个反光镜，解决了钻门体时无法观察钻眼效果的问题。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，比如“晓玲扳手”、“启明焊枪”、“马垫块”。
从市场链到自主经营体，再到“人单合一”模式，内在逻辑一脉相承，那就是激发每一个个体的力量，而这在企业，正是有所缺失的地方。马克斯韦伯在《伦理与资本主义》一书中写道：禁欲主义非常严厉地那些为了个人目的而追求财富的行为，但是如果财富是因从事某一职业且靠个人奋斗而获得的劳动果实，那么它便又是一种获得祝福的标志了。
被祝福的人，死后可以逃脱的进入天堂，这是教向其信徒许诺的灵魂盛宴，它使人们逃离对死亡的恐惧，并使之成为值得向往的美好归宿。努力工作，获取财富，就可以成为的选民，禁欲主义思想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，起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。
但，资本家为了获得的祝福，将劳动者当成获取财富的工具，任意压榨，了某种“异化”。以至于马克思激烈地说：“资本一来到，就从头到脚，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的东西”。而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这样有着强烈自省意识的企业家则认为，把财富带进坟墓是的。
张瑞敏一直对GE前CEO杰克韦尔奇保持着。韦尔奇提出的“界组织”，给了他很大。韦尔奇认为，GE的管理人员，都要努力发现更好的想法，无论想法是来自公司内部还是外部。他还“速度、简单和自信”，这对大多数效率低下的企业而言，无疑是当头棒喝。
在海尔内部培训会议上，张瑞敏提过一个问题：如何让石头在水上飘起来？不能把石头掏空，也不能把石头放在木板上。答案是：速度。就像《孙子兵法》里说的，激水之疾，至于漂石者，势也。这一切，都能让人联想到海尔后来的一系列提法：企业围墙、打造网络型组织、在互联网时代打“移动靶”。
多年以后，张瑞敏和韦尔奇一起吃过一顿饭。那时，韦尔奇早已退休，GE也在新CEO伊梅尔特领导下继续前进。张瑞敏问他，挑选的继任者如何，韦尔奇欲言又止。韦尔奇有“全球第一CEO”的美誉，GE的继任者选拔计划，倾注了他极大的心血，被认为是大公司继任者选拔的典范。伊梅尔特战胜的候选者，也是人中龙凤，其中两位离开GE以后，去3M和家得宝做了CEO。
2017年中，GE选出新的CEO，接替伊梅尔特，但GE已经不是他2001年接掌时的GE了。这年底，GE发电集团宣布全球裁员1.2万人，以实现2018年削减10亿美元开支的目标。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伊梅尔特GE时代的转折点，之前依靠多元化和金融业务支撑，GE的营收和利润不断增长。金融危机重创了GE的金融业务，不得不开始剥离金融资产，重新聚焦工业。
由于外部变化，企业陷入经营危机，即便GE这样的公司，也只能通过裁员方式被动应对，不免令人唏嘘。相信许多中国的大公司，同样面临类似困境。以此观之，海尔的“相马不如赛马”，就有了不同的意义。给出比赛的场地，明确比赛的目标，将比赛的规则公开化，谁能跑在前面，要看每个人自己的。
其实，“相马不如赛马”出自海尔员工的一篇同名文章。1991年，在一场名为“千里马与伯乐”的讨论中，这位名叫张弛的干部写道：“相马”这种机制，对于千里马来说，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，十分被动，弄不好就会碌碌无为一生。所以，从这个意义来说，我倒认为相马不如赛马。赛马与相马虽一字之差，却有本质的不同。赛马彻底改变了千里马的被动命运。它不再把充分显示自身价值的期望寄托在是否有伯乐出现，而是将命运的缰绳紧紧握在自已手里。
我们当然不能以企业一时的状况，否定管理者曾经的努力。韦尔奇当年来中国，每次都受到企业界的热烈关注。一方面，中国企业普遍有多元化经营的冲动，GE无疑是个中典范。另一方面，中国人对那些虽是苦出身，最后登顶事业巅峰的人，有着天然的向往。韦尔奇并非出身豪门，他的祖父母、外祖父母都是移民，他们和他的父母都不曾高中毕业。他的父亲只是一名检票员，9岁时，父母才买下第一座房子。小时候，他就去当球童、送报、卖鞋以贴补家用。只是，时代不断在变化，如果企业最高领导者无法建立一种机制，企业就不可避免地会低谷，少数企业能够再上高峰，多数企业就此沉沦，直至死亡。当年，韦尔奇就是神一般的人物，但其实没有神。
说到“神”，不免联想到“圣”。张瑞敏与日本“经营之圣”稻盛和夫见过两次。在日本的经济奇迹时代，有四位企业家被称为“经营之圣”（松下幸之助、本田一郎、盛田昭夫、稻盛和夫），稻盛和夫是仍然的一位。第一次，他们在见面，“人单合一”模式已经探索有年，俩人观点存在较大差异。第二次，稻盛和夫来到青岛，与张瑞敏对谈了很长时间。
27岁创办京瓷，52岁创办第二电信，两家公司都进入了世界500强，78岁出山日本航空，稻盛和夫强调敬天爱人与修为。这样的论述，就是典型的稻盛哲学：“想达到高目标，就要力行正道，垂直攀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无论什么困难，都不能有瞬息迷茫，要相信自己有无限的可能性。只有持续付出无止境努力的人，才能突破困境。”
方层面，稻盛和夫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“阿米巴经营”（阿米巴在拉丁语中是单个原生体的意思，又名“变形虫”，能够不断调整，适应外部），从公司内部选拔阿米巴领导并委以重任。以各个阿米巴领导为核心，阿米巴自行制定各自的计划，依靠全体的智慧和努力来完成目标。
但无论是阿米巴经营，还是许多企业实行的内部合伙人制，都无法将每一个员工和用户直接连在一起。并且，薪酬也只对少部分人进行激励。理论上，这仍会陷入传统的委托代理激励机制，俗称“金手铐”。至今，委托代理激励机制仍是主流公司治理模式，因为似乎落在了不完全契约理论范畴内。
2016年，哈佛大学教授哈特因为在不完全契约理论方面的贡献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。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，由于人们的有限、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交易事项的不确定性，拟定完全契约是不可能的，不完全契约是必然和经常存在的。按照哈特的观点，企业也无法对每个员工建立完全契约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委托代理激励机制。但海尔的创客所有制确实是针对所有人，大家有机会争取和获得价值创造的收益，体现了机会的平等。
最后，稻盛和夫和张瑞敏各自保留了各自的观点。张瑞敏问他是如何日航的，稻盛和夫说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走到员工中间，倾听他们的声音，去鼓励他们。确实，日本航空的乘务员们听他讲话，常常是眼泪婆娑。不过，张瑞敏对他的一个说法深表认同：只要机票价格越来越高，成本越来越低，日本航空就能重振雄风，其他事情，他一概不管。“一高一低，中间增加的不就是利润吗？稻盛和夫这样的人，确实能用极其简单的话语，讲出极其深刻的道理。”他说。
1997年，稻盛和夫皈依佛门，并非通们理解的在家，而是正式剃度，持戒化缘。第一次化缘，他的脚趾露出草鞋，磕到石子，出了血。傍晚，当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途中，有个公园旁边扫地的大婶，一言不发地给了他一个100日元的硬币。他当时有些吃惊，道了声谢谢。那位大婶说：“师傅您一定很累了吧，回去的上买个面包吃吧。”
稻盛和夫后来说：“当时我拿着这枚硬币，像被电击了一样感到无上的幸福，眼泪难以自禁，被幸福的感觉包围着，公园的所有景物也好像变得起来。我觉得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。我深深地体会到，原来这就是那种被幸福包围的感觉。”
张瑞敏对佛教，特别是禅六组惠能颇为了解，到过“南禅法”的发源地南华寺。惠能主张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直指，见性成佛。虽然海尔的变革波澜壮阔，他却不想写关于管理变革方面的书，因为等书出版时，已经过时了。好比松下幸之助的管理书籍现在仍在架上，却已经少有人关注。在他看来，只有德鲁克的书，住了时间的检验。
德鲁克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个旁观者（这也是他的回忆录名为《旁观者》的主要原因），他在二三十岁时，已经跟众多人类的闪烁群星有过交集（如弗洛伊德）。他拥有惊人的洞察力，用他自己的说法，就是“能够望向窗外，看到可见但尚未被看见的事物”。在还没有任何人发现之前，他已经观察到20世纪最重要的一些趋势，如日本经济的崛起、从制造向知识工作的转型、苏联的解体等。
尽管德鲁克也经历过乱离之痛，为了，离开了。但毫不夸张地说，张瑞敏这代中国人，人生经历更加跌宕起伏。试想，有谁既经历过极度匮乏（物质生活和生活皆是）的日子，又经历着极度充裕的日子；既经历过纯粹理想主义的日子，又经历着极端实用主义的日子。承受如此试炼，人的丰富程度，定然有所不同。
在海尔2018年创新年会上，颁出了“三金大”（金网、金榕树、金锤）和“CEO大”等项。记得“金锤”牌上，刻着张瑞敏亲笔写的：执一不失，能君。这句话出自管子，意思是对事物的本质规律要执著，这样才能让为我所用。在他心中，“人单合一”模式，就是“执一不失”的“一”。作为一家公司，首先要活下去，然后要考虑，如何活的时间更久。海尔的答案就在每个人身上，海尔的员工，就是这个时代闪耀的群星。
海尔今年要在9月20日，也就是“人单合一”模式提出十三周年之前，全面物联网。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目标，因为海尔已经不是一个有围墙的花园，要的物联网是一个生态系统，的是能否提供好的条件和驱动机制，既要生生不息，又不能混乱不堪。《史记周本纪》有句话：一举不得，前功尽弃。意思是一个环节出现失误，会导致前功尽弃。张瑞敏把这句话略作修改，送给海尔的创客：一鼓作气，大获全胜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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